吴晨/文 江苏科技大学郭伟案犹如一面棱镜，折射出中国科研领域长期存在的深层病灶。一个伪造海外名校履历、虚构科研成果甚至连核心论文都涉嫌抄袭的骗子，竟能在科研江湖混迹多年，骗取高校教职、国家级科研项目与巨额经费，直至东窗事发仍有不少人被蒙在鼓里。
这起个案揭示出的行业潜规则，正是骗子得以畅通无阻的“通行证”。深入剖析这些潜规则，是对个案的反思，更是推动科研生态进步的必由之路。
骗子能在科研领域长期横行，核心在于精准拿捏了科研评价与资源分配中“量化崇拜”的潜规则。多年来，“唯论文、唯项目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”的“五唯”导向，让科研评价沦为简单的指标比拼。郭伟深谙此道，他伪造的“海外名校博士”“多篇SCI顶级期刊论文”“主持国际合作项目”等履历，恰好迎合了高校引进人才、科研项目评审的“硬指标”。在“数论文、看头衔、比经费”的评价逻辑下，评审者往往缺乏仔细核实成果真实性的动力——一篇标注“顶刊”的论文，远比其研究内容是否扎实更具“说服力”；一个海外名校的头衔，足以让审核者放松对实际科研能力的考察。这种重形式轻实质的评价惯性，为骗子提供了可乘之机，使其得以用精心包装的虚假指标，轻松敲开科研资源的大门。
郭伟的得逞，还因为他利用了科研圈“圈子文化”与“信息壁垒”的潜规则。科研领域本应开放包容、以学术实力论英雄，但现实中却存在“圈子化”倾向：同一领域的评审专家、项目负责人形成紧密圈层，资源向圈内人倾斜，外部监督难以介入。郭伟通过参加学术会议、结识圈内大佬甚至伪造合作经历，成功融入科研圈子，借助“熟人背书”获得信任。信息不对称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信任危机——高校引进人才时，对海外履历的核查缺乏统一标准；项目评审中，评审专家往往依赖申报者提供的材料，难以跨机构、跨领域核实成果真伪。这种“圈内互信、圈外难查”的潜规则，让骗子的虚假身份和成果长期无法被戳穿，得以在不同机构、不同项目中反复获利。
此外，“重申请轻监管”的资源分配潜规则，为郭伟的行骗提供了生存土壤。科研项目申报阶段竞争激烈，但一旦项目获批、经费到位，后续的过程监管、成果验收往往流于形式。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重“争取资源”轻“成果落地”，对项目进展、经费使用、成果真实性的核查缺乏有效手段。郭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，在骗取项目经费后，仅通过伪造实验数据、拼凑论文应付验收，而监管部门的“宽松”态度，让其骗局得以持续多年。这种“重入口、轻出口”的监管漏洞，不仅让骗子有机可乘，更助长了科研领域的浮躁风气。
要杜绝郭伟式骗局重演，必须打破这些潜规则。
首先，要彻底打破“唯量化指标”的评价潜规则，落实“破五唯、立新规”的改革要求。科研评价应从“数论文、看头衔”转向“重质量、看价值”，将科研成果的创新性、实用性、社会贡献作为核心评价标准，建立多元化评价体系——比如引入同行评议的匿名机制，强化成果转化、技术推广等实绩的权重，避免单一指标成为骗子的“遮羞布”。
其次，要打破“信息壁垒”与“圈子封闭”的潜规则，构建公开透明的科研诚信体系。应建立全国统一的科研人员履历核查平台、成果公示平台，强制要求科研人员公示学历、论文、项目等核心信息，并与期刊数据库、高校档案系统联网核验；同时，打破同行评议的“圈子化”，引入跨领域、跨地域的评审专家，推行“双盲评审”“异议公示”制度，让虚假成果无处遁形。
最后，要打破“重申请轻监管”的潜规则，健全全流程科研监管与追责机制。在项目申报阶段，强化材料真实性审核责任，对伪造履历、虚假申报的行为实行“一票否决”并记入诚信档案；在项目实施阶段，加强经费使用、成果进展的动态监管，定期开展实地核查；在成果验收阶段，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，对成果的真实性、创新性进行严格核验。同时，明确高校、科研机构、评审专家的监管责任，对失职渎职行为严肃追责。
郭伟案是科研领域潜规则滋生的必然结果，也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契机。科研的本质是追求真理、探索未知，容不得半点虚假与投机。唯有打破“唯指标、重圈子、轻监管”的潜规则，建立以质量为核心、以诚信为底线、以创新为导向的科研生态，才能让真正的科研人才脱颖而出，让骗子在科研江湖无立足之地，为科技创新筑牢制度根基。
（作者系财经作家、晨读书局创始人）线上配资门户官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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